过了这个村，就可能不会再有这个店了。
干！！
这就是劳爷。
通过一晚上的反复思考清点。他动自己：别犹豫了，先上陶里根瞧瞧去吧。不行了，咱及时鸣锣收兵不就得了？船到桥头自会直。活人还能给尿憋死了不成？真是的！他一边这么安慰着自己，给自己找着退路，一边心里却特明白，只要自己跨出这一步去，退路就已然自动断绝了。这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只有两种前途：要么射中目标，死死地如愿以偿地扎中标的物，要么与标的物擦肩而过，然后在空中摇摇晃晃地耗尽最后一点力气，挣扎到最后一刻而栽倒在地，而光荣奉献：除此以外，是再不会有第三种结局，是绝不会有回头的机会和可能的……
一条悲壮人生路，既是他向往的，又是他害怕的；既是他害怕的，又是他渴求的……
这就是劳爷……
从他说的这些情况，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下决心到陶里根去搞这秘密调查，是经过了一番重大思想斗争的，是做了种种思想准备的，是设想过最坏的后果的，但就是没想到，老书记会突然病倒，会从此昏迷不醒，没想到老书记在昏迷前会没对这件事留下任何“遗言”，更没想到，余达成居然因此会这么快地就从这件事情中把他自己给择开了，并如此迅速地把劳东林给“撇弃”了……毫不迟疑地以“斩立决”之势撇弃了他劳东林……
“寒心啊……月芳，真让人寒心啊……这余大头年轻轻的，好歹已经是我们党的一个高级干部了。他咋能这样呢？啊？他咋能这样？”那天晚上，东林反复地这么追问我。
“唉……这有啥想不通的……咱们做个换位思考，把你换到余大头的位置上，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你会咋干？你会争着去把一切事情都揽到你自己身上？事情牵扯到一个在位的代省长，你揽得了吗？谁敢揽哦？！！”我说道。
“依你说，余大头这么干是对的？他只能这么干？他必须这么干？他应该这么干？”
“那倒也不是……”
“那应该咋样？”
“也许这里头本来就没什么应该不应该那一说。”
“对他来说，没什么应该不应该这一说。那么对我呢？就该由我来承受这一切？”
“嗨……”
“他可以这样来对我，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对别人？”
“东林东林东林，你咋跟个三年级小学生似的？你跟人争啥嘛？”
“……”他不说话了，低下头去，又呆坐着了。
第二天，他就去上班了。我也赶紧回省城了。据家里人告诉我，后来他便不常去我家住了。等我去陶里根再见到他，发现他各方面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少言寡语。有时突然会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似的冷冷地看我一眼，看得你浑身不自在。后来我发觉，他这么打量人，似乎是一种下意识行为。因为，转瞬间，这种冷漠和怀疑便会被常见的随和和淡定所置换，一切又似乎显得跟往常差不多了。只是在这“差不多”中间，你又时常会感觉出一点反常，这种反常就是，他越来越频繁地用这种打量陌生人的眼光在打量你这个老朋友。这的确让你会感到不安。然后我又听说，他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也听到有人说他在参加或组织那些晚上的种种活动时，越来越“放纵”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想你们一定也听说过一些了……
（说到这里，曹楠敲了敲门，要进来给父亲打针。曹月芳患糖尿病多年，现在每天要靠注射胰岛素维持。打完针，曹楠提醒她父亲，要不要歇一会儿再接着谈？您一气谈这么多，累了；人家一动不动地听你谈这么长时间也受不了哇。曹月芳对他女儿挥挥手道，行了行了，人家工作组同志时间挺宝贵的。要歇，等他们走了再歇吧。你要真发善心，做一点小吃的来给我们填补填补。然后，他又接着说了下去。）
据我知道，东林头一回来陶里根初步摸情况，是摸到了一些情况的，这些情况也促使他下决心在陶里根“彻底干一场”，也就是说，当时他是下了决心要把这位“顾代省长”和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事情整一个“水落石出”的。否则，他也不会去辞职，不会去脱警服：要让一个老警察，在他干到快退休的时候。脱警服辞职，谈何容易？！他是真的把这档子事当个大事来做的。他这人就是这样，要么不干，干就干好，干到底=有那么一股拼命三郎的味道。
当时有两件事是大伙特别关注的=一件就是顾代省长和远东盛唐公司老总饶上都的关系。另一件就是这位顾代省长和那位祝副市长的关系。饶上都十多年前“盲流”到陶里根。他自称是“北京人”，父亲是京城的一个干部。多大的干部？他故意说得挺含糊挺神秘：一会儿说他父亲是干这个的。一会儿又说是干那个的，最后又说是从前那个华北局什么部的副部长。但最后查明，这一切都是他随口瞎编的：但当时就是有人信。这一方面跟陶里根这小地方的人见识浅好骗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他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说一口地道的“京腔”，谈吐不俗。且又出手大方有关；特别是当有人托他到北京办某些事的时候。您还别说，真有那么几回，他还给办成了。但后来还是露了馅。北京方面来人，就一起金融诈骗事件追查他的责任，把他带走了。作为那起金融诈骗的参与者之一，他是被判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刑。后来，刑满释放，他回到陶里根，混了几天，过江去俄罗斯那边谋发展去了。这小子脑子够用。看到国内开始兴起豢养宠物之风，没要了多长时间，便打通乌克兰、莫斯科到沃申斯克的“通道”，从那儿向国内贩“欧洲名犬”，大赚了一笔。然后又雇用了一帮“打手”，“清理”并独霸了当地的名犬市场。当时有不少国人也在对岸做贩狗的生意。由于他的欺行霸市，挨了打，纷纷写信回来，向国内的有关方面告状。
由于牵涉中俄两国关系，北京方面比较重视，直接批示，希望省地县三级高度重视这事，联合俄方，打击“华裔中的黑社会势力”，为在对岸依法经商的同胞争取合法权益。在省地两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县委县政府立即调集公安、检察、工商等方面的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对岸工作。当时的顾立源还在陶里根县的县政府办公室当副科长。他被派到这个“联合打黑工作组”当副组长。也就是在那次打黑行动中，他认识了这位饶上都先生。一位是打黑的主力，一位是被打的主要对象，后来怎么成了“好朋友”？这一直是陶里根的“千古之谜”。事实是，饶上都后来在顾立源改变陶里根面貌的几件大事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比如说，顾立源协助领导争取到“边贸权”后的第一次行动：用水果换对方的化肥，运输用的那条铁驳船，就是饶上都掏钱为顾租来的。后来，顾立源开发陶里根市市中心大商城时，人人都说这个想法好，可是没有人敢掏钱来实施这个想法，又是饶上都“两肋插刀”，拿出自己全部资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进行风险开发，实践了顾立源“把陶里根变成高纬度地区的边境名城”的第二步战略构想。当然，顾为饶同样创造了让人惊羡的“致富源泉”。
陶里根人人皆知的一件事就是，饶上都曾在顾和祝的帮助下，以低于市价好多倍的价格，拿到了江边码头附近黄金地段好几百亩地皮。而后，在随之到来的陶里根开发热潮中，江边的这些地皮价又上涨了数倍和数十倍。饶老板靠抛售这些地皮赚的钱，又在市内几个热点地段开发了好几个旺销楼盘，还从市政府那里拿到了开发经济适用房的特许证，以最优惠的地价、最优惠的税收待遇、减免许多附加费用，却又获得最好的市场销售率。那个经济适用房小区开盘的头一天，几乎有上千居民和外来商户通宵达旦地排队领取购房的号牌。这一天，书写了陶里根地区房产开发销售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饶上都随之成了陶里根地区头号大富商和大名人，随即也成了陶里根市的政协委员。而饶卜都当时购地所用资金，据说也都是在颐和祝的帮助下，从银行贷得的。拿陶里根老百姓的话来说。还是“共产党”替他“埋了单”，用的还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在陶里根人眼里，起家后的顾和饶、顾和祝、饶和祝之间存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人们自然要发问，银行的钱为什么都给饶老板使了，没给我使呢？为什么我去贷就贷不到那么些呢？难道就因为饶老板的胆儿比我大？不会仅仅如此吧……于是很难免的种种传说、种种猜测、种种故事段子、种种怨气……如初夏的杨絮一般，纷纷扬扬地出现在陶里根的街头巷尾。拂之不去，弃之又来。
议论归议论，陶里根的山河原野却依然是美丽的，并且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江水澄净。天空碧蓝，林木高耸，地平线总是那么清晰从容地展现在那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
至于说到顾立源和祝磊的关系，应该说是挺正常的一档子事。祝磊的许多情况跟顾立源相似：平民出身，大学毕业，“不幸”没能留到大城市圆人生美梦，只得回故乡小县城谋生，而且一开始都在县实验中学当教员……他俩走到一块儿去，似乎是必然要发生的一件事。所不同的是，顾立源为人大气，炽热，强硬。祝磊则内敛，多虑，周细。顾立源执意要从政。走仕途。在实验中学没当几天教员，就托了些人，进了县政府机关当了个办事员，而祝磊则热衷于搞教育，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一系列的变故，他也许会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教育专家。人们说。在陶里镘时期，祝磊是顾立源的“军师”和“总管”，帮着出主意。操办落实具体事项。当时两人在一起还是很干了几件让人们称道的大事。上面提到过的“用水果换化肥”，开发陶里根市市中心商城……包括大胆起用像饶上都那样有活力有魄力有经商头脑，但又犯有一点前科的干才，都是两人反复“密商”后制订的“方略”。
顾立源命运的一大转折是被任命为陶里根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这使他获取了一个充分施展他才干的平台和必要的权力。当时他希望祝磊能留在陶里根做他的副手，一起实现人生的一次“冲刺”。但祝磊还是说服了顾立源，让他到省财经学院当了一名讲师，称心如愿地做了一年多的学问，发表了几篇有关中俄边贸史方面的考据论文，又提起来当了副教授；过了一段时间，顾立源破格调省里任副省长，主管工交财贸口，急需有人“辅佐”，便不顾祝磊如何的“反对”，把他调到经贸委办公室当了副主任，从那以后，祝磊才完全脱离了教育圈，正式走上了仕途，一直到被任命为省城的副市长。应该说，祝磊的飞速提升，跟顾立源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在省城，谁都知道，祝磊是顾的人。但这样的一个“祝副市长”怎么会闹到“开枪杀人”的地步？而他的开枪杀人又怎么可能跟顾立源有关系？这我就说不太清楚了。劳爷来陶里根以后，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应该说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我也旁敲侧击地向他打探过。但他总是找些似是而非的话应付我，一直也没跟我说实情。
（邵长水插话：“对不起，我得打断您一下。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怕一会儿忘了，得赶紧问一下。您上一回谈到，劳爷急着去找余达成，没遭待见，受了极大的刺激。但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您好像没怎么说清楚，就是当时劳爷到底是为了什么才那么急着去找余达成的？他当时遇到什么大问题了吗？”）
上一回我没把这问题说清楚？那我真是老糊涂了。其实我也是事后才从劳爷嘴里得知这方面的详情的。一开始，劳爷啥都不跟我说。他这人真是搞刑侦出身的，嘴特紧。一直到他从余达成那儿受了刺激，“大病”一场，才慢慢跟我说了当时的一点情况。他说他去找余达成，就是因为心里特别矛盾。一方面，随着在陶里根的调查越来越深入，得到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许多原先不了解的，现在开始有点了解了；原先只是道听途说的，现在有根有据了；原先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现在逐渐地清晰了。但是，心情却越来越不能平静，越来越矛盾。许多问题不是迎刃而解了，反而让他感到更加困惑了。
（邵长水插话：“比如哪些问题？”）
比如，到底应该怎么看待顾代省长这个人？怎么去看待饶上都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怎么看待自己在陶里根所干的这个“任务”？这样调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到底有多大？等等吧，也就是说，他开始打根儿上起怀疑自己来陶里根的合理性了，开始怀疑自己当初脱警服辞职，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
（邵长水一惊，忙插话：“为什么？”）
……再往深里。他又不愿说了。他说。更多的，你就甭问了，别自找那些不痛快了。再说，我也真说不太清楚。我要能把这些都说清楚了，我当时干吗哭着喊着非得去找余大头？
（邵长水赶紧问：“你估计，这方面的事情，他还有可能跟谁说？”）
跟谁说？有可能跟谁也不说……要说的话……我想，有可能跟这么两个人说，一个嘛。当然是那个寿泰求……
（邵长水又问：“他跟那个寿泰求的关系有那么密切？还超过了你俩？”）
那当然。我跟他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朋友。老交情而已。他刚到陶里根那会儿，人生地不熟。我给他提供住，提供吃，提供可依托的人际关系，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但他跟寿泰求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这方面的（他一边说，一边指指脑袋）。
（邵长水插话：“他怎么会跟寿泰求拉扯上的？他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在一个圈子里，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啊。按说，就算是打着灯笼，拿着放大镜，这两人也不一定能照上面。”）
谁说不是呢？但这方面的情况。你真得去找寿泰求打听了。就看寿泰求愿意不愿意跟你们说真话了。人家现在是上百亿资产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总，会不会轻易卷到这样的事情中来，很难说。您看那位余达成，不就是这样吗？他们太明白了，在政治上，只要不是跟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又不是上头直接下了令的，绝对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准则。您还真不能为此去责备谁。这就是现行的游戏规则。不成文，却成气候的游戏规则。
（邵长水问：“那另一位是谁？”）
嗯……这另一位嘛……你们还是先去找找寿泰求吧。这姓寿的实在不肯说了，我再帮你们去找那“另一位”。
（邵长水笑道：“咋了？还跟我们玩留一手？”）
不是留一手，绝对不是留一手。你们千万别误会。只不过是有一点小小的不方便。完全是出于个人方面的原因，私人方面的原因。能不去找那一位，咱们还是不去找。实在不行了，再说下一步。
这里我要补充一个情况就是，东林所知道的祝磊开枪杀人的情况，最早还是我给他提供的。
（邵长水问：“您又是从哪儿搞到这方面的情况的？”）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以后一步步再向你们“交代”。我为什么一定要先把祝磊“开枪杀人”的事儿先说一下？因为这对你们了解东林当时的内心变化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当时东林听说了这情况后，受到极大的震惊，可能也加深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其实从祝磊出事以后，社会上一直在流传这样的说法：祝磊开枪杀人是出于“无奈”，是因为受到某种严重的“陷害”，堕入一种无法解脱的绝望境况下，“一时冲动”，做出的“过激行动”，完全是属于“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典型范例。实际情况大概也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