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不久，现在又推出一部38万字的“推理型”长篇反腐力作《高纬度战栗》。同样是反腐题材，它和《省委书记》的“同”与“不同”有哪些？
陆天明：对不起，《高纬度战栗》可能不止三十八万字。大概得有四十来万字吧，是我所有长篇中字数最多的一部。这应该算作它和《省委书记》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吧。（笑）严格说起来，《省委书记》其实不能算“反腐”作品。它只是写到了反腐而已。在今天的中国，写一个省委书记，很自然要写他是怎么反腐的。一个省委书记如果不抓反腐这项工作，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省委书记。但是，《省委书记》这本书主要还不是写这位书记是如何抓反腐的，主要还是写他在别的一些方面的生活工作情况的。所以，它不能算是“反腐小说”。但是《高纬度战栗》却是正经写反腐的。可以这么说，它从头到尾，每一个字、每个标点、每一个顿挫和每一个喘息的存在都是为了反腐，都在表现反腐。这应该算是它们第二个不同。第三个不同，《高纬度战栗》特别好看。近几年来我写的几部书，像《苍天在上》《大雪无痕》，还有你提到的《省委书记》，都比较好看。但是这一回是特别的好看。我希望能让各个层次的读者读来都喜欢，希望它能紧紧抓住所有读者的心。在这一点上，这一回我下了特别大的工夫。
记者：是吗？你能让各个层次的读者都喜欢读它？
陆：你要是不信，不妨去读一读试试。如果读了头两页就不想读下去了，我包退还你书款。（笑）只要你读了头两页，我保证你一定想一直读到底。至于说到它和《省委书记》之间的“同”，我在《苍天在上》的“后记”里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到今天为止，我（写的这几部小说）……有一点是共同的……（只要你）愿意花一点时间读它们，你就一定能在这每一部作品里都触摸到一颗极其真诚的滚烫的心。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一种呼喊。我指望它是属于历史的，民族的、未来的。完全属于人民的。”这几句话，初初一听，也许会让你感到有点“虚”，但是等你读完了我的这部新小说，我相信，你会赞同我这个说法的。还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它们都特别贴近现实。可以这么说，我在《高纬度战栗》里几乎都写到了去年和今年发生的一些大事。
记者：所谓“推理”，可否理解成这部小说更注重故事的紧张、悬念和扑朔迷离？——一如当前书界热销的侦探、悬疑类小说？是否您也受此影响？
陆天明：你这里有两问。对你的第一问，我的回答是“是的”。因为这部新小说实际上它就是一部侦探和悬疑类小说。对第二问，好象就不能说得那么干脆和简单明了了。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当前热销什么无关。但和我几年来的一个创作意愿却是极有关系的。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写这样一种小说：既非常文学，又非常大众；既非常严肃，又非常好读；既非常现实，又非常深刻；既非常通俗，又极有内涵。希望做到能让每一个读者对它都“欲罢不能，又掩卷深思”，希望它能参与到广大民众当下的生活变革中，起一点它能够起的和应该起的作用。
记者：您说了那么多的“通俗”、“大众”、“好读”，就不担心会降低它的文学品格吗？会被文学圈的同仁们“瞧不起”吗？
陆：哪些同仁？！什么样的“同仁”？！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小说脱离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已经太久了，不考虑广大民众的阅读意愿也太久了。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让我们的文学和小说回到亿万“下里巴人”手中去了，应该让我们的文学成为这亿万“下里巴人”精神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分了。必须看到，在这一点上，广大普通民众今天实在是太“贫乏”，太饥渴了。忽视这样一个最广大群体的阅读意愿和文学权利，必将后患无穷。同时，作为当代一个文学人，也应该自问，良心何在？难道您不认为，让文学和小说回到广大民众中间去，同样是一件“非常伟大和艰难的事情”吗？当然，要做到那么多的“既……又……”，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回写《高纬度战栗》我就写得非常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中，除了我妹妹病重和去世，我就没有离开过电脑桌前一步。写到最后两三个月的时候，剧烈的牙疼和虚汗一直在折磨着我，体力透支到几乎无法再坚持下去的地步。它的的确确让我感觉到，实现这样一种“兼顾”，真的是太难太难。绝对不是某些人想的那样，似乎，“贴近现实”和“通俗”“大众化”是一条人皆能为之的“名利场捷径”。太不是那么一回子事了。相反，我现在倒有了这样一种体验：相比之下，让今天的知识分子，只去顾及他的那点“自我”和“个性”，倒是比较容易的，而要去“兼顾大众”并且又要创造和表达出另一种文学的和生存的意境，的确有点难。
记者：“反腐”这个词，在变化剧烈的新媒体时代，听来似乎已经“过去时”了——我的意思，在当今这个喧哗浮躁的年代，反腐已构不成大众注目的焦点（因为焦点太多？），您的这一部“反腐力作”如何做到突破？
陆：是啊，反腐反到今天，在人们的心里，似乎都产生了一种“审视疲劳”和“感应麻木（迟钝）”了。但是，文学是不能仅仅为“新媒体”的关注而存在和发生的。不能要求写小说的都像做“超级女声”的那样去追求轰动效应和广告效应，那样就会失去文学的本意了。（这里我绝对没有否定和贬低“超级女声”的意思。）从另一方面说，当下人们是否就不再关心“反腐”这档子事了？不是吧。十年前，我们为“反腐”而惊呼，今天不惊呼了，这很正常。但必须看到，人们仍然关注着这档子事，仍为此而暗自揪心，这也是事实。这就像对待“一日三餐”那样，人们不会为了“吃早饭”“吃午饭”而一再惊呼，但却又都在为怎么努力地去吃好每天的早饭午饭晚饭挣扎着。爱情和战争都写了几千年了。人们对此仍然乐此不疲。我相信，反腐的问题，也将被人们长久地议论下去，关注下去。不说几千年吧，一千年、八百年，大概是肯定会的。
还有一点，我要在这里特别地加以说明的：《高纬度战栗》主要不是拿“反腐问题”吸引读者。它是“小说”。它努力着拿来吸引人的是它的“小说本质”：它在写人。写人的生存困惑和生命挣扎。它竭力地在表现一种意境，一种“当下无助”和“升华焦虑”之间的冲撞。从这十多年来的经验看，写反腐的作品千千万。但只有有数的几本是真正轰动了人间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能引起轰动的不是题材，（当然，题材也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小说本质”。说白了，怎么把这一类小说做得真正像个小说，这就是突破口所在。仅就反腐这一点，《高纬度战栗》也力求在《苍天在上》和《大雪无痕》的基础上做到有所深化。在“侦破和悬疑小说”的写法上，它也希望有自己的某种创新。至于它到底在反腐的哪一点上深化了，在“悬疑和侦破小说的写法上”又创新了哪一点，能不能允许我在这儿卖一点关子，留个悬念，请大家去读读小说，再来评价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深化和创新”。对此，我要说一句说过多少回的老话：“我现在忐忑地等待着，期待着”，等待着各位读者大佬们的“最后裁决”。
记者：您从写《苍天在上》始，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创作，能不能不把当代性和文学性割裂开来？这里的‘当代性’不是简单指眼前的生活，而是指具有当代精神的，被当代民众所关注的现实。看中外文学史上被称之为里程碑式的作家作品，很多都是对当时那个年代的精彩再现。而现在有些人一说到写现实写当代，就觉得这不是纯文学创作，文学性肯定不强……”如今这个问题还成为“问题”吗？
陆：当然还是个问题。
记者：问题在哪儿？难道还有人在反对和阻止这样的写作吗？
陆：那当然是不会的了。十年前，写反腐，在政治上尚是一大禁忌。在文学圈，尤其在理论界，根本没人把这类作品当“作品”看。谁要接触社会问题，谁要贴近现实，那肯定就不“文学”了。《苍天在上》发表的时候，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就说，陆天明，你觉得你这本书有艺术生命力吗？它有可能热三个月吗？这是十年前的事。再说这两年前的事。《省委书记》书出来后，出版社找到一家文艺理论刊物的人，请他们组织一次作品座谈。这刊物的主编立即拒绝说，这个作品我们不组织讨论。我们也不发评论文章。但过了几天，这位主编却拿了一堆《省委书记》找我签名，他要拿去送人。这真让我纳闷了。你说他瞧不起这部作品吧，为什么还要拿它去送人，还要找我来签名？说他瞧得起它吧，却不愿意在自己的刊物上评论它讨论它。我想，他还是感觉到了这类作品在当代的“热火”——所以他要拿它去送人；但他从心里又不愿意承认它是“文学”，是高品质的文学，所以又不愿意在自己的刊物上组织讨论，为它张扬，怕由此会“辱没”了他的刊物在理论界的名声。问题出在哪里？还是出在怎么认识文学和文学性。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自古以来，就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是不能强求一致，也是强求不得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强求焦大和林黛玉喜欢同样的东西。不同人心中的文学向来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掌握着关于文学性话语权的人拿他们心中的标准在强求一切。十年前我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苍天在上》这样的玩意儿只能热三个月，以后就会销声匿迹不再会有人理会了。……我本来就没指望它能‘热’。我只希望它能见读者，能传达出我心里的一种呼喊，传达平民百姓心里的一种呼喊。即使喊出后，它马上得匿去，我也必定要喊。如果（写得）不痛不痒，只供人赏玩，虽然许诺能在被玩之中活个百年千年，我宁可不活这百年千年，也决不被（把）玩。”这个心情，现在依然是有的。所幸十年过去了，不断还有人在想到《苍天在上》，也不断有人在再版这部书和这样的书。我想关于文学性的争议会存在一千年。但对于有心于贴近现实、作用于当代的作家，最重要的不是去跟他们争论什么，而是努力提高自身素养，不断提高自己作品的文学品味和现实意义，不管别人说什么，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写好自己的每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仍然是永远的当务之急。
记者：记得《省委书记》完稿时出版界打了一个多月的抢稿大战，后“花落”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有意推出你作品的上海几家出版社纷纷表示遗憾。现在这部新作终于“落户”上海，是否是你的有心？
陆：是的是的。这部新作“落户”上海，的确有还一笔感情债的想法。十年前，我的《苍天在上》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当时我和这部作品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上海要出版这部作品，还要演出它的话剧版，这个消息一传出，无疑对催生它的电视剧版，最后使它能进入千家万户，和亿万民众产生共鸣，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这份情我是一直记着的。但中国那么大，出版社和出版社的朋友又那么多，他们对我的帮助又都挺大的，真可谓旧债刚还，又欠新债。债债相连何时得了哦。我想，这“债”，大概是一辈子也还不清了。只有努力干下去再说了。
一 黑咖啡
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他终于快步走了进来，疲惫，甚至还显得有一点点迟钝，眼圈分明虚肿着，同时隐隐透露出一些黑气。邵长水赶紧上前挪开小藤圆桌前的那把高背靠椅，恭请他入座，并招呼服务生赶紧上咖啡——动身上这儿来以前，邵长水着实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得知这位“劳爷”近些年颇“沾染”了一些“洋习惯”，比如说，有事没事，总喜欢喝点儿高档咖啡；酒桌上，也会时不时地点一两瓶白兰地、伏特加或毛姆、香槟之类的外国酒。劳爷在小圆桌前站定后，慢慢摘下那副柔软的黑色羔羊皮手套，然后，把几根苍白瘦长的手指轻轻搭在桌边上，像个重症哮喘病人似的，吃力地鼓起胸膛，深深地喘吸了两口，再用那含义总是比较隐晦的目光迅速瞥视了一下周边的人与物，这才回过头来，盯住邵长水，嘶哑地，低沉地，同时又慢条斯理地问道：“你，就是那个邵长水？找我，啥事？”
邵长水是昨天下午才接到任务，让他上这儿来约见这位劳爷，给邵长水布置这任务的是他们省公安厅办公室前主任李敏分。李前主任因病离职在家休养都快一年多了，邵长水又是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的人，要派他外差，走组织程序，按说得由总队的领导来布置，即便因为情况特殊，必须由办公室的领导来谈，也应该由在位的领导来谈，怎么也轮不上这样一位已然不管事的“前主任”啊——况且谈的又是那么重要的一档子事，所以，那天当李敏分突然把邵长水找到自己家里布置这任务时，邵长水的确感到非常意外，同时也觉得这事儿办得多少有些“出格”，有些“诡异”，因而也有些“神秘”。但碍于自己刚调到省厅，还没有正式定岗定职，处境微妙，当下里他就没表示任何异议。再说，在调来公安厅以前，他多少也听说了这位李前主任的一点情况。李前主任年龄虽然不算大，四十刚出一点头吧，但警龄不短，二十来年了；父亲也是个老公安，是省厅早期的一位老厅长。此人活动能量相当大，会办事，在本省公安系统内外颇有那么一点影响力。邵长水同时也想到，李前主任此举，肯定不会是“个人行为”。至于这样一个办事本该十分规范的高级政法机关，居然不规范了，这里一定有某种原因，一定牵扯了一些不得不顾及的利害关系。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导致了这种不规范，就不是他这么个“新人”该过问的了，恐怕也不是他一时半会儿能整明白的。邵长水从警也快二十年了，也曾当过一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他当然懂得，此时此刻，对于他，惟一能做的，也是他惟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认真地听，坚决地执行。
李敏分当时对他说，你去陶里根找一位叫“劳爷”的老公安。“陶里根”就是眼下他来到的这个边境小城，离省城约七百来公里。这小城原先只是个县城，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历来盛产蓝天白云和狂风暴雪。这些年由于边贸大增，小城发展剧快，前些年升格为地级市，下辖三县两市，不仅从规模上比过去扩大了两三倍，从面貌上来看，也几乎等于全部重新翻造过了似的。
“听说过劳爷吗？”李敏分当时还特地追问了这么一句。
“大概知道一点吧。”邵长水点点头，谦和地答道。
其实李敏分这一问，完全多余。因为，但凡在省公安系统干过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个“劳爷”的。劳爷，学名劳东林，堂堂一级警督，曾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大要案支队副支队长，是省里出了名的刑侦专家，曾当选省十大神探，荣获过公安部颁发的二级英模称号，还曾被公安部刑侦局特聘为刑侦顾问，参与过许多震动全国的特大案件的侦破工作。就这么一个让圈里圈外无数人敬仰的“老公安”和“刑侦专家”，几个月前，突然不听所有人劝告，坚决要求脱去警服，辞职下海，抛家别妻，只身来到这个无比遥远的边境小城，在一家民企里当了一个不甚起眼的保卫部经理。
他图啥？
图钱？
不管熟悉不熟悉他的人，但凡听说此事，都会在心里打上这样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也会纷纷地为之惋惜不已。也有人冷笑，说这是他“本性的再一次大暴露”——很多年前，这位曾反复结婚又反复离婚的劳爷，曾因“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和“放松自我思想改造”、“贪图生活享受”，在生活作风问题上犯过一次大“错误”，被取消过“二级英模”称号。有人则“深刻”地分析道，他这是被当前那种“一切向钱看”和“追求自我释放”的社会潮流搅的，临老了，还想学那些“弄潮儿”时新一把，拿自己的一生“赌”一回。没得“青春”可赌了，就赌一回“老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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