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这让我有些清醒。身后似乎有人在叫我，但我还是一直走着。是的，澳门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从葡京赌场走到海边，也不过只需要十来分钟的样子。
而到了海边……我就解脱了，那是最彻底的解脱。在澳门，很多输得倾家荡产的人都是这样解脱的。只需要纵身一跳，他们就可以再也不必想尽一切方法去拼命筹钱、再也不必面对家里的妻儿老小那一张张无助哭泣的脸、再也不必背负可以令任何人崩溃的心理压力和负罪感、再也不必提心吊胆的看着每一张发出来的牌、再也不必惧怕那些叠码仔的威胁……而我，也一样。
我就这样走着，走着……直到一双手抓住了我的肩头，才被迫停了下来。
我转过头，看到的，是杜芳湖那张平淡无奇的脸。
“你……是要回香港吗？”她问我。
我知道她也是香港人。在这一天之前，我和她还同过几次船——我指的是香港到澳门，或者澳门到香港那种每半个小时就发一班的船。事实上，很多鲨鱼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是周末才出入于澳门的各家赌场，我和绝大多数鲨鱼们都同过船。
任何鲨鱼都拥有或强或弱的、看穿别人内心世界的能力，她也不例外。因此，我不敢直面她的眼睛，于是我低下了头：“不，我哪儿也不去。”
她沉默了一会，然后用力把我往回拉，她一直说着话，分散我的注意力，这也是她和大多数鲨鱼在牌桌上常用的伎俩：“好吧，你哪儿也不去，那么我们现在去吃些东西，再好好的睡上一觉。熬夜是一件很伤神的事情，我已经很累了，而你也一样……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差，可每个玩牌的人都有输的一天，没人能一直赢，道尔·布朗森不能，斯杜·恩戈不能，你也不能。但是，不管怎么说，生活还要继续，这个周末才过了一半，今天晚上你还有机会，我相信你能赢回来……”
我就这样身不由己的被她拉着往回走，直到再度看到葡京赌场那熟悉的大门，她还是在不停的说着：“还好，我身上还有好几张葡京免费房间的优惠卷，让我们开间房，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当你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就可以忘记昨晚发生的一切，我知道你输光了本钱，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还有一些，我不急着用钱，所以你也不用急着还我，我可以一直等到你赢钱……”
就在即将踏入葡京赌场的那一刻，我终于鼓足勇气，打断了她：“不用了。”
我甩开她的手，但她只是愣了很短的时间，马上就重又拉住我。她的脸上带着丝丝愠意，语气也没有了刚才的平静和温柔。
“阿新，我不想在大街上和你拉拉扯扯。但是不要忘记，你还欠我钱，我现在想要和你讨论一下关于这笔债务的问题；我，要你现在听我的。”
如果说她的这句话说服了我，倒不如说是她那种毋庸置疑的语气打败了我。我只能放弃自己的一切想法，耸拉着脑袋，老老实实的跟着她走。她开始沉默，一路上我们都没有交谈什么，直到走进酒店的房间。
当空调的冷气吹在我脸上的时候，身体和心理的麻木感消失了，倦意开始侵袭我的身体，肋骨和背部的疼痛感也回来了。从外面回到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里，我又开始感觉窒息，而且疲软的双腿已经没法承担身体的重量，于是我倒在一张床上，扯下领带扔到一边，解开衬衫的第二颗扣子，我大口大口的呼吸，听上去像是一个哮喘病人。
杜芳湖走到电话旁边，问我：“你想吃些什么？”
“随便。”
我看到她皱了皱眉头，但她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拿起电话，拨号，对着电话那头说：“请给3016房送两份叫做‘随便’的早点，谢谢。”
这一切她都做得很自然，就像这里并不是葡京赌场的免费房间，而是自己的家里一样。然后她坐上另一张床，很随意的踢开两只黑色高跟鞋，然后撩了撩额前的发丝：“其实我一直关注着你……你玩得很保守，翻牌前只有拿到真正的大牌才会进入彩池，一个小时只玩两到三把牌，你很少偷鸡，也很少有全下的行动，更绝少在河牌出现前全下……你每个晚上只赢一到三万就会离开牌桌，也就是每个周末三到五万，你很低调，似乎并不想引起别人的关注……”
我看着天花板，没有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你玩牌和读牌的技巧都很高，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澳门最好的。所以我们谁也不想和你坐在一张牌桌上……”
“你也玩得不错，你的风格……”当她停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应该说些什么了。我竭力想要找到一个适合的形容，最后我选择了一个并不常见的词语，“你的风格很奔放。”
我听出她的语气里有一些喜悦：“你也有注意我？”
“是的。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女人都像是枚珍稀的金币，无论放在多少硬币当中，都会让人第一眼就注意到。”
“珍稀的金币……”这个回答似乎让她有些失望，但她马上转移了话题，“好了，让我接着说，你的技巧很高，但河牌和技巧无关，在牌桌上，小概率事件确实经常发生，哪怕是世界赌王道尔·布朗森也经常会被河牌击倒……”
我的呼吸已经通畅，而且开口说过话之后，再要说些什么也就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了。我烦燥的打断了她的话：“是的，我知道，在我刚开始学着玩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我第一本看完的有关技巧的书，是丹·哈灵顿写的。他在书的第一页里就说过，德州扑克是勇士的游戏，但更是幸运儿的游戏！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时间、任何角落，使用任何语言和任何肤色的人们，都在不停的击中小概率的河牌，以及被他妈的这小概率的河牌击倒，这种事情每天至少要发生十万起以上，被小概率的河牌扫走的钱每天也至少在一亿美元以上！”
“既然你知道这一点，那为什么不打起精神来？告诉自己，你不是第一个，也永远不会是最后一个。没错，你输了一把牌，但也就仅此而已。你只是输了两万块，晚上你就能从那些鱼儿们身上把这笔钱挣回来，这只是一个周末，你还有下一个周末，下下一个周末，你要赢的钱远远不止这个数……”
“没有下次了。”我轻轻的说。
“你说什么？”她诧异的问我。
“我说……没有下次了。”我的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十点钟之前，我必须还给阿刀十五万，而现在，我一分也拿不出来。”
“十五万……你怎么会想到去跟阿刀借钱？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全澳门最大的吸血鬼！”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更清楚。”门铃响了，她穿上拖鞋，走过去开了门，接过侍应生送来的两份叉烧包。当她走回来的时候，我接着说下去，“我没有从他那里拿过一分钱，但借据上却是我的名字，还有我的身份证复印件！”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像是放下了一付千斤重担。
“好了，不用再说了。”她突然抬手止住了我，“现在，让我们来吃早点吧。”
她大口大口的吃着，而我却看着盘子里的食物，没有一点胃口。她很快的吃完了她的那份，然后她做了一件令我很惊讶的事情。
她从坤包里掏出一捆钱，一千块一张的港币，用橡皮筋扎好的，我知道这是十万块。然后她掏空了所有的口袋，还有她的坤包，这又是一小堆，一千、一百、五十……不同面额的钱被她零乱的扔在床上，她开始一张张整理和收拾，她很认真的抹平每一张钱上的褶皱，然后按面额把它们归类……
我知道她想要做什么了，但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为什么……为什么要帮我？”
“我说过，每个人都有输的一天。我也不例外。当我输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我最希望的，就是有一个人能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张回香港的船票。”她一直专注的清点着这些钞票，没有看我，“而你，是唯一一个曾经这样做过的人。”
我有这样做过么？我不记得了。我竭力搜索着自己的回忆。就在杜芳湖点钱的时候，我的思维飘到了从前……
第三章 岁月流声（上）
我的名字叫邓克新，出生在山西某个小城里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原本，我的生活是应该沿着一条固定轨迹走下去的。但随着父母亲所在的那家工厂倒闭，一切幸福都变成了泡影。
我的父亲开始酗酒，他把生活的一切变化都归咎于自己的无能，但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改变这一切。我无法用合适的词语描述这种心态，但我却经常亲眼目睹他在酩酊大醉后殴打我的母亲，下手之重就像是面对生死仇敌。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我的母亲无法忍受而离家出走为止。
我以为这种悲惨的命运即将来临到我的身上，但是……没有。他继续酗酒，却没有动过我一个手指头。没喝醉的时候，他是一个勤劳肯干的工人、和蔼慈祥的好爸爸，喝醉的时候……至少在后一方面，也是这样。
然而，我依然憎恨他，我拒绝和他说上哪怕一个字。只有在学校要交钱（我承认，只要经历过内地的学生生活，任何人都能很快的接受剪羊毛理论）的时候，我才会给那个和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留张字条，字条上面永远只写一个数字。第二天早晨，当我起床后，相同数目的钞票就会放在客厅的桌子上。我从来不知道那个人是怎样弄到这些钱的，我也从不关心。
就这样，我度过了我的小学和初中。
我原本以为一辈子都会这样过下去了，但一年多以前，也就是二零一零年的夏天，我们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她改变了我的一生。
她自称是我母亲的姐姐，要我叫她姨母。她说自己文革的时候因为不堪迫害逃到了香港，在那里成家立业，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自己的妹妹——我马上就相信了她，或者说我选择了相信她。那天，我的姨母、我、还有那个人在家里对坐了一个下午，知道了一切事情的姨母执意要带我去香港，我也强烈要求跟着她走，而那个人一直没有说话，他只是不停的抽烟。
当我跟着姨母出门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回了一次头。地上，是乱七八糟的烟头和烟灰，还有两个已经被捏扁的香烟盒（那个人只抽一块五一盒的劣质烟）；桌上，放着姨母留下的五万块钱，但他就像没看到一样；他只是低着头，在家里翻找着什么东西。
我们家能放东西的地方就那么几个，衣柜，抽屉，床底。我看到他拉开的抽屉里，有厚厚的一沓白纸条；而当我的目光向上移去，我发现那个人的头发已经白了，之前我却从来没有留意到；我一直没有看到他的脸，只是注意到地上似乎被一滴水给打湿了。
无论如何，在那一个夏季，我的姨母把我带到了香港。
我的姨父叫平光庆，这个名字我想很多关心香港经济的人都听说过。他属于一类被人称为股市大鳄的动物。关于他的成就，姨母在飞机上已经和我说得够多了。我想我应该觉得很荣幸，因为刚到香港，我就得到了他百忙之中的抽空接见。
我和姨父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他的书房。
据姨父自己说，他年轻时是在英国念的大学，所以很古板并且有很多规矩。他希望我能够理解，这其中的一些并不是用来针对我的；他还说，有些事情就连他自己也知道不好，但却无法改正。就像家里如果来了客人，不管什么事情，他都会让对方在客厅等候，然后穿上西装，打好领带，再把客人请进他的书房——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我和他相处的大半年时间里，除了书房，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家里的任何别的什么地方接待过客人。即使他当时正在客厅看电视，而那个客人也只准备和他说一句话，也是一样。
说完了这些规矩之后，他又像每一个长辈一样训诫了我大约两个小时。这段时间的对话里，绝大多数内容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得他最后要求我尽快学习英文，因为他对我的英文水准极其不满意，而用他的话来说，不懂英文的人，在香港根本无法立足。
我很诚恳的表示我一定会努力学习英文，他很满意的点了点头，并且站起身，从身后的书架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牛津大词典递给我；然后很慷慨的表示，我可以从他这里借走任何一本英文书用于学习。
他身后的书架上有很多书，大多数都是英文，我猜想里面有很多专业书，这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选，那个时候的我，英文词汇量还不到一百个。我仔细的一行一行扫视过去，也许有五六分钟的时间，我终于看到了两个还算认识的单词，于是我指着那本《supersyste》（超级系统），对姨父说：“就这本吧。”
初中的时候学校曾经让我们接触过计算机，虽然仅限于开关机和打字，但我还是懂得syste是“系统”的意思，我连猜带蒙的感觉这是本关于计算机的书，而那时的我，确实对计算机很感兴趣。
姨父明显愣了一下，我感觉他并不想把那本书借给我，但却更不想失言于一个小孩子。他慢慢的走到书柜前，抽出那本书。
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映在那本书的封面上，我清楚的看到，黑色封面上，坐着一个头戴大草帽的老头，他的名字写在封面的右下角：doyle·brunn（道尔·布朗森）。
老头的笑容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无比灿烂。他的手里，拿着两张扑克牌。一张红心a，还有一张黑桃a。
我开始学习英文了，这是在香港立足的必要条件。姨母一有时间就和我用英文对话，姨父也偶尔参与进来；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姨母没有工作，但她在几个很有名的慈善组织里担任职务；她总是不停出席各式各样的慈善活动——尽管直到现在，我依旧对此不以为然；我曾经试图给过自己一个解释，那是因为我天生冷血，无法理解这种伟大高尚的情操。
而大多数时间里，姨父都会呆在自己的书房，不停的分析电脑上那一串串枯燥的数据，这种无声的教育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成功无侥幸；当然，他也有休息的时间，但这为数不多的时间也往往被无穷无尽的应酬所占用；严格的说来，只有在每一个周末，当他雷打不动的坐船去澳门时，才是真正属于他支配的时间。
姨母和我都知道他在赌博方面的造诣极高，尤其是21点，但他似乎更喜欢一种叫德州扑克的游戏。姨父可能是我见过的对赌博最有自制力的人，他拥有数亿身家，但每次去澳门的输赢却只在五千港币左右，多数时候他会赢，但就算输了，他也依然面不改色。他总是乘坐周五晚上六点半的船去澳门，周六早晨七点半从澳门回到香港，就像他做别的任何事情一样按部就班、准确而有规律。每一次他回来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表情，从他的神态里，我根本无从判别他究竟是赢是输。
所以，绝大多数时间里，这所处于半山区的别墅里实质上就只有我和菲佣玛丽——司机和厨师住在花园角落的一套小房子里，而当姨父呆在书房里的时候是不能把他算在内的——我想我忘记了给大家介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姨父和姨母没有子嗣，这可能是他们最大的遗憾，也许这才能解释当时姨母为什么要那么强硬的把我带走。
不干活的时候，玛丽通常都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而我则占据了整个客厅。我喜欢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享受中央空调的丝丝凉意；学着姨父的样子给自己冲一杯茶；打开电视观看espn和bbc的体育频道。这是姨父要求的，他说过，体育是一个年轻人永远的兴趣所在，而且体育比赛里那些快速流利的解说，也是一个锻炼英文听力的好方法。
做完这一切后，我就会开始高声朗读那本道尔·布朗森的《超级系统》，别墅的隔音效果很好，我不必担心会吵到别人；遇上不明白的词语，就去查阅那本牛津大词典。就这样，在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我读完了那本书的作者简介和前两章的内容，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奥马哈高低扑克牌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