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又回到了原地，他这才发现他真是被关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桶子里：精神病院是在一个被两道十米的高墙团团围住的桶子里，而那些武装警察则处于两道高墙的夹层之间。
由于墙高林深，这时院子里已经开始暗淡下来。杨文峰浑身是汗，头疼难忍。他让自己勉强靠墙坐下来，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努力思考眼前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这里占地有上千平方米，有一栋宿舍和两栋小洋楼，还有花园池塘和竹林，大概关着至少三十个精神病人，都是三十到六十岁之间的男人。显而易见的是，这里面关的除了杨文峰外，没有一个正常人。想到这里他开始真正担心起来，他担心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会不会很快也成为真正的精神病？
这里的精神病人实行“高度自治”，杨文峰刚刚被民主选为院长，他现在就穿着院长的白大褂。
把三十多个精神不正常的中年男人放任自流地关在一起，赋予他们民主权利，这会有什么结果？正常的杨文峰不用深思也会得出结论的。刚刚绕着院子跑了一圈的时候，他就看到在围墙几个转角处，有好几个严重受伤和缺鼻子少眼睛的人躺在地上哀号，从那些人的伤口上看，显然这里每天都有小规模的战斗发生。
杨文峰不寒而栗。他扫了一眼高达十米的高墙，想到外面持枪的特工，心里忽然有了个想法。于是，他站起来，假装慢慢朝宿舍走，同时用眼睛四下仔细搜索……
果不出所料，他心中暗喜，原来在很多隐蔽的地方，他发现了摄像小镜头。那就是说整个院子是被严密的摄像镜头监视的。这个发现多少让杨文峰稍微得到点安慰。他想，只要那些监视他们的人是正常人，他杨文峰就不是孤单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杨文峰很快让自己适应这里的生活。这里的食物都是由外面直接从一个像机场行李传送带的入口送入的，有中式盒饭、面包、牛奶和茶水。整个精神病院没有火种。各种日用品也是外面输送进来的。这里没有统一的日程，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饿了可以吃，困了可以睡。头几天，杨文峰穿着白大褂到处行走了解情况，安排日程，也碰上几起打斗的，有一个病人把同屋的耳朵割了下来，他抱怨说同屋的长着耳朵却听而不闻，要了也是个摆设，不如割掉；另外一个在下棋时发狠，用棋子作暗器，把对手的眼睛打流血了。除此之外，稳定暂时压倒了一切。
一个星期后，杨文峰已经交了些朋友，原来的院长是一名律师，杨文峰问他的名字，他说还是不说，否则吓你一跳。杨文峰说，那你就让我吓一跳吧。那律师不说话了。那位坐在他旁边的给他分享食物的高度近视的年轻人自称是广东人，在电视台工作过。另外一位，就是那个穿棉袄和短裤的，杨文峰看到他整天都是“这也是假的，那也是假的”罗嗦不停，也认识了他。还有几位是宗教信仰者，整天围在一起搞宗教仪式。另外有一位年纪较大的，是西单明主墙时的民运领袖。还有两位长得像军人一样的老者，经常腰板笔挺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一坐就是一天，沉默不语。杨文峰也看到几次“死魂灵”，但他看到自己时毫无感觉，显然认不出杨文峰了。“死魂灵”最大的兴趣是找一些愿意和他坐下来，忍耐他长久的直视和啰七八嗦说教的人谈心。和“死魂灵”这种精神病状相比，另外一些人的症状也各不相同。广东电视台的那位年轻人说话谨慎，在交谈或者听见人家说话时，常常发生双手痉挛的症状。大律师则经常处于自责和痛苦之中，有一次杨文峰看到他一个人在花园里痛哭流涕。
杨文峰本来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而且说句公道话，这里的条件并不差。杨文峰自从两年前开始写小说后，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到后他那靠和农村来的青年民工一样到处流浪打工维持温饱的生活都快维持不下去。相比较那些拥挤在十几个人的工棚里的日子，到路边买偷工减料的往往混杂着有害物质的专供民工果腹的饭盒，杨文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相比而言，这里的生活倒是别具一格。而且，杨文峰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观察这里的病人，一开始可能是无聊为了打发日子，但一个星期不到，他已经乐此不疲了。他觉得眼前的神经病人都深不可测，都在演绎人生的深刻意义，甚至在向他揭示神秘宇宙和生命的奥妙。
当然这只是他的想法，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但他隐约感觉到，只要自己认真观察眼前的人，就会得到答案。
有一点杨文峰是确信无疑的，那是经过他两个星期的观察以及分别接触三十位病人后得出的。杨文峰认为他们都很有教养，受过很高的教育，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曾经是领导干部，剩下的则是知识分子。相处久了，杨文峰甚至发觉自己的不足。例如那位律师知道各种法律，甚至可以清楚地背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位电视台的年轻人则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应该说等等。
杨文峰在那里呆了一个月，一个月里，他看到红墙上的小门打开过几次，其中两次小门打开后，进来的人都戴上了防毒面具，他们是来收拾两具病人的尸体的。两位死者其中一位是被活活打死的，另外一位死因不明。这一个月里，也有两三位新病人入院，他们进来后的前几天大多保持沉默，但不久就习惯地融入了。由于这里三十多位大多是中老年男人，而且大家又可以随便穿衣服，有些人一天换三次衣服，而且连睡觉的地方也可以随便更换，所以杨文峰很难记得住大家的面孔。何况他观察人也不是想记住他们的面孔，他观察他们的行为，想他们在想什么，更想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进来一个半月左右的某一天，站在那里的杨文峰正在观察几个五十岁的红卫兵打扮的人跳忠字舞，这时他注意到跳忠字舞的那边有一个人也像他一样在那里若有所思。隔得远，看不清，但那人的表情还是让杨文峰愣了一下，他想走过去看清楚点，但等他走过去时，那人已经混进几个正在排演春节联欢晚会的知识分子中，消失了。
第三天，杨文峰又看见了那个人，那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穿得很普通，一件夹克衫，一条灰布裤子，皮靴虽然擦得亮，但有年头了。他在院子里荡来荡去，像杨文峰一样到处观察，但却有意回避杨文峰。杨文峰想不起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吃饭时和大家集中在一起看电视时，没有看到他。看到那人三次后，杨文峰一天晚上乘机去各个寝室走走，那时除极少数练功打太极拳的人还在宿舍外黑暗的花园里指手划脚之外，其他的都回到小别墅寝室了。可是他每个寝室转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神秘的人。
杨文峰发现那人和自己一样，也很有兴趣地在观察周围的人，从那人观察人的神态和眼神看，他好像并不属于这里。这让杨文峰多少感觉到不快和紧张，他原以为这里只有他一人是正常的。
终于，当他发现那人也在偷偷观察自己时，忍不住了。两个月的时候，杨文峰乘那人不注意，快步跑过去。快要接近时，那人转过脸来发现了杨文峰，然后很快跑进花园竹林里，等杨文峰跑过去，那人就消失在红砖墙里。
杨文峰注意到那人目光如老鹰般阴沉和锐利，右眼角有一粒痣。
三
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本来只想追查到杨文峰的行李包裹，销毁那篇即将在互联网连载的长篇小说，这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一两个月过去了，一帮子特工花了大笔值班费和夜宵费却连小李子的手都没有碰到，实在让人气馁。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可以说是阴差阳错，又或者说是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数，小李子在花了一百二十块钱买身份证时，竟然把杨文峰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李昌威的名字顺口说出。
于是小李子变成了李昌威。
听到这一消息，许长征两眼收缩，瞳孔泛光，连右眼角的那颗痣也微微颤动起来。噩梦成真，噩梦成真呀，他悲叹的同时也暗暗庆幸和自豪，幸亏自己及时发现，幸亏自己看到别人看不到听到别人听不见的危险征兆，否则……他不愿意也不敢再设想下去，他心里发慌，恐惧得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这样，对小李子李昌威的“追查”变成了“追捕”，而当李昌威三番四次轻而易举地逃脱了国安警察的追捕时，“追捕”又变成了“追杀”。
李昌威也从呼呼飞过耳边的子弹声强烈感觉到这一点。从第四次遭遇到那些便衣警察开始，他就看出来了。他们不再对他进行合拢包围，不再试图拿着手铐要缉捕他归案。他们对他失去了耐心，后两次一见到他的影子，特务们老远就抽出手枪，打开保险，远远就瞄准，准备射击。
李昌威一看势头不对，纵身就跑，而与此同时，“不许动”的吼声就和子弹一起呼啸而来。
不过，在这样的距离，在这样的状态下，要想伤害李昌威可不那么容易。按照李昌威的武功，在这样的距离向他开枪的话，他完全可以使用两根指头把子弹接住。而至于这里说的状态，也就是李昌威的状态。在他打开那个杨文峰留下的包袱之前，他生活幸福平和，而且虽然逃亡，却有城市有钱人没有的安全感，这种状态持续了足足一年。在这一年里，他想不起自己会武功，就是想起来了，也不认为那有什么用，毕竟，飞墙走壁、拳来脚往这些山野之人、粗鲁莽汉的把戏和他现在所处的现代化城市格格不入。这种状态持续到一年的时候，他有好几次在无人的情况下特意伸胳膊踢腿，结果发现自己竟然发不出什么武功威力。这时的小李子甚至怀疑自己以前是否会过武功。不过他不介意。只要有浑身力气就可以了。这点他倒是很自信。
但这一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一切都在他打开杨文峰的包裹时改变了！
李昌威沉湎于杨文峰小说中那些对盲流描写的章节，他仿佛在小说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看到了他周围民工的身影，结果当他反复阅读的时候，他渐渐搞不清自己是在看小说呢，抑或是看纪实，一句话，他迷失在这本描写进城打工农民子弟悲惨生活的书里。
低头百~万\小!说、闭目思考的时候，李昌威迷失在小说里，抬头看眼前的世界时，他又迷失在现实里。他突然对眼前的美轮美奂的都市的真实产生了怀疑，这一切是否都是自己这个一无所有的农村民工的幻觉？就像丹麦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当时在火柴光中看到的那些合家团聚的圣诞树和丰盛的圣诞大餐呢？
以前小李子干什么苦活累活和危险的活都是快活的，他睡在破烂的工棚里甚至城市人的垃圾场里也都是心满意足，可是现在的李昌威变了。他开始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放在城市这个背景里来看，他看到的是格格不入的自己，看到的是不公正和不平等。以前他站在路边等待雇用他的城市人，当人家来后，他像看到救星一样，可是现在，当他看到那些城市人连正眼也不瞧他，只是检查他的身子骨是否强壮，就像检查马是否强壮的时候，他牙齿咬得紧紧的；本来到广州和上海后都高高兴兴花钱办了暂住证，但到了北京，雇主鄙视地看着他，问他有没有暂住证时，他猛然感觉到了一阵从来没有的屈辱，当那些城市人把他们吆来喝去的时候，这种感觉如此之强，以致他突然听见“咯咯”的声音，原来他的拳头不但又可以握得紧紧的，而且他感觉到自己现在完全可以把钢筋水泥都捏得粉身碎骨。这一切都是那本书造成的。
但是只要是读过杨文峰写的那本《致命武器》的人，特别是城市的人或者知识分子，又或者是那些对现实有很深了解的人士，一定会对作者的以上描写产生质疑。作者认为这一点也不奇怪。
当初一个叫林彪的湖北人三下两下就把一本叫《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提高到了无穷高的高度，当时全中国人民几乎人手一本，几亿人可以背诵那本书里的只言片语。更加可怕的是，在那个年代，有些人手握这本小小的红皮书，残杀了差不多几百万中国同胞，当然当时全国的少女几乎都有过把这本小语录深情地贴在自己的胸口的|乳|房上或者脸蛋上的让人g情燃烧的时刻。但毛主席当时却很疑惑，他大胆地产生了怀疑并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那本小本本有那么厉害吗！？
《致命武器》自然无法和红宝书相提并论，但大家不要忘记，红宝书是让整个中华民族如痴如醉；而一本印刷粗糙的小说《致命武器》的读者只是一位刚刚成年的山里的孩子。当时的李昌威就像毛主席说的，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好办事，就看我们在上面画什么了。对于城市人，对于知识分子，《致命武器》里的内容是在任何一份小报上都可以看到或者以此类推猜测到的。然而，李昌威不是城市人，更不是知识分子。他总共只读过小学和中学课本，只读过金庸的小说，或者听过古光爷爷讲的那些启蒙故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致命武器》这本小说里的内容对于他，就震撼了。
震惊过后的反应是不解，不解之后是思索，思索过后又是不解。
然后他就愤怒了，一旦愤怒，他的骨节就“咯咯”作响。
四
办理暂住证让李昌威再次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天真的李昌威如果有经验，应该一早就发现情况不对头，从而可以再次化险为夷。
那天他带好所有的材料，下午三点就赶到办理暂住证的地方，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轮到他。那办事的女警官没有抬头，不耐烦地把材料收过去。匆匆看了眼李昌威准备了好多天，还花了不少钱准备的材料，然后开始登记身份证。那女警看了身份证呆了几秒钟，不动声色地在电脑键盘上敲打了几下。之后，她抬起头，对李昌威灿烂地朝耳朵两边移动了一下脸皮。“请你稍等一下。”
李昌威连连点头，并有点受宠若惊地连声说，没有问题。这时，那女警开始急促地在电脑上敲打，之后她站起身，走到复印机旁边，想找什么又没有找到的样子，皱了皱眉头，就自然地朝里面的房间走去。这一进去就是五分钟，李昌威耐心地等着。
那位徐娘半老的女警再次出来时，冲着李昌威又是咧嘴一笑。李昌威心里很舒服，也冲她一笑。那女警又是一笑……
就这样足足过了十几分钟。在女警的笑脸中，李昌威忽视了由远而近的警笛声音，直到这警笛声突然停下来，而且就停在派出所门外时，李昌威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但已经晚了。
如果李昌威稍微有经验又或者稍微了解人情世故，那么他应该从一开始就看出了问题，问题就出在那女警官的微笑上。这不是说警官或者政府公务员在待人接物中都是摆着张苦瓜脸，从来不微笑，这不符合事实。然而，任谁都知道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政府的人，城市人的人，在接待像李昌威这样一个农村来的民工时，是绝对不会露出笑脸的，脸上的肌肉也绝对不会朝耳朵那里移动。接待李昌威的那位警官不但露出了笑脸，而且还两三次直接对李昌威露出来。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不错，当那位女警一看到李昌威的身份证时，就产生了怀疑，她在电脑上敲了两下，通缉令就出现了。女警随即看到通缉令里有一行字“此人极其凶残和危险……”，于是女警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当天派出所里只有两位值班女警，她通过电子邮件发出了紧急求救，又借机到房间里拨通了同伴的电话。出来后她接着微笑，借以拖延时间。
李昌威不但没有从女警的微笑里看出破绽，而且还一度被这微笑搞得心里暖烘烘的，忽视了警笛的声音。当警笛刺耳的声音嘎然停止在门外时，他才猛然醒悟。他抓起桌子上的身份证和圆珠笔、裁纸刀，转身就走。
当他两步迈到门外时，三支乌黑的枪口正近距离对着他。在这样的距离，要使用速度和敏捷的手指夹住飞过来的一粒子弹也许勉为其难，但要同时对付三支手枪，显然非人力能为的。李昌威这时本来可以退回到房间，然后可以轻易抓住女警或者房间里的办事人作为人质，然后伺机逃走。但他没有这样做。
当然，还有更加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