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没有意见。”
佐尔格又问：“你懂俄文吗？”
方文摇摇头。
佐尔格遗憾地说：“俄国话是列宁的语言，你怎么不懂呢？”
方文愣住了。
几天以后，方文将翻译的材料送到佐尔格那里，佐尔格看后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你参加了社联的活动？”
方文不假思索地说：“参加了。我跟组织失去了联系，盼了两年多终于接上了关系。我怎么能不参加活动呢？”
佐尔格严肃地说：“我以党组织的名义，向你提出一些必须遵守的工作纪律。第一，不许暴露自己的革命身份；第二，停止参加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联系，第三，停止革命社会活动……”
方文有些急了：“够了，够了。你要我停止参加党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我绝不能停止和党的关系。”
佐尔格耐心地向方文解释：
“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党的工作有两种，一种是公开斗争，另一种是隐蔽斗争。党的情报工作是属于隐蔽斗争的范围，必须隐蔽，不然就深入不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就一事无成，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我希望你进入秘密情报的领域里去。”
方文陷入了迷惑不解的苦闷中。党组织正在和他谈恢复组织的问题，而他却要断绝这种关系，这怎么能行呢？
佐尔格见他不说话，有些不高兴：“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吗？”
方文感到佐尔格在怀疑他，便不满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是冒充的共产党员？”
佐尔格严肃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提醒你，要按党的纪律办事。我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叫你停止党的公开活动，是为着便于开展秘密活动，难道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来拉你叛党么？”
方文被震住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服从你的安排。等同志来找我，我就告诉他以后不必再来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不要我和党组织发生联系。”
佐尔格摇了摇头：“你那样说不暴露了你今后工作的秘密么？你什么也不要说，只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请他不要再来就行了。”
就这样，方文脱离了中共党组织，成为佐尔格手下的第一个中国情报员。
佐尔格小组虽然成员很少，但他们已开始了工作。
克劳森需要为自己寻找适合通讯联络的住宅。他找了很久，终于在法租界附近一个僻静地区租下了一间二层楼的房间，每月租金40美元。他向女主人博登夫人自我介绍说是德国商人。克劳森搬进去后才发现，这间房间对进行报务工作不大方便，上面的两间顶间倒适宜进行通讯联络，但那里已经住着一位名叫安娜的女人。
克劳森决定无论如何要租用楼上的房间。他借口自己怕热，向女主人提出希望住到凉快的楼上去，并表示愿出高价租金。女主人见有利可图，一口答应让出上楼。
但是安娜是个很固执的人，克劳森跑了三四趟以后，她才同意换房，搬到楼下去住。克劳森一搬进顶楼，马上着手设计、组装收发报机。他认为自己装的收发报机要比买来的好。如果机器出了故障，马上就能找出毛病进行修理。
显然，这个为图楼上凉快，如此顽固地坚持己见的德国怪人引起了安娜的兴趣。后来，克劳森同安娜的感情有了发展，最终他们结婚了。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佐尔格小组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为此，佐尔格请求总部增派可靠的国际战士来帮助他们工作。很快，中央总部派遣了波兰共产党员约翰作为小组的谍报员。
在佐尔格小组中有一项业务，那就是将较长的调查报告用照相机一页一页地拍摄在微型胶卷上，然后通过上海——哈尔滨交通线定期传送出去。当然，一些特别重要的消息和急讯则必须使用克劳森的无线电台直接发往海参崴。约翰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一来到上海，他便在四川北路开设了一家照相馆。结果这家照相馆不仅成了翻拍文件的工作室，还成了秘密交通员的歇脚点，同时照相馆的收入也补充了小组所急需的费用。
不久，中央总部又派来一位爱沙尼亚人。他的护照上写着：克拉斯·塞尔曼，职业：兽医。但显然他除了给牲畜治病外，还有别的工作。他在约翰的那间照相馆附近开设了一家生意兴隆的西餐馆，迎来送往，完全是一副商人的派头。实际上，他的真实姓名叫卡尔·里姆，是爱沙尼亚最早的红色近卫军战士。十月革命后，他做为一名机枪手参加国内战争，转战各条战线。战争结束后上了军事学院，并在远东红军瓦西里·布留赫尔的军队搞过军事侦查工作，是名出色的军事专家。在小组里他使用化名“保罗”，是佐尔格在华东沿海地区的得力助手。1932年，他的妻子柳芭·伊凡诺夫娜·里姆作为一名译码员也来到上海，加入了佐尔格小组。
佐尔格小组的成员越来越多，工作也日益繁忙，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活动地点。这一次，又是史沫特莱帮了佐尔格的忙。
一天，她带佐尔格来到了霞飞路1464号。这是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整个住宅区如同座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大街上沿着长长的未经修饰的花园路一直走，然后拐弯走上另一条花园路，便能看到一幢二层楼的小院。小楼完全掩映在绿树红花之时，又幽静又安全。
房子的主人叫罗尔夫，是个德国人，在上海市政局任建筑师，是位同情革命的人士。而他的夫人乌尔苏拉·汉布尔格是名德国共产党员，为人热情开朗，是史沫特莱的好朋友。
佐尔格了解了汉布尔格的情况后，主动说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并希望她参加他的情报小组。一开始汉布尔格有些迟疑，佐尔格便又抬出共产国际的牌子，终于她同意参加小组的工作。从此，佐尔格小组又有了一个秘密联络点。每周他们都在汉布尔格的小楼里聚会一个下午，这些人有欧洲人也有中国人。为了安全起见，汉布尔格从未参加过这种谈话，而是担任会议的警戒，防止会议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尽管他在佐尔格上海小组中没发挥过什么作用，但在以后的岁月，他却成了佐尔格东京“拉姆扎小组”的核心成员，与佐尔格并肩战斗，一直到死。
此人，便是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佐尔格也是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他的。尾崎秀实，1901年5月1日出生于日本歧阜县的一个望族世家，父亲尾崎秀太郎是位饱学之士。1913年尾崎从初级学校毕业时，因尾崎秀太郎调任《台湾日月新闻》编辑，所以尾崎秀实来到台湾求学，进入了台北中学。1919年尾崎秀实回到东京，考取了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在这里他选择了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尾崎秀实决定继续求学深造。
在此期间，尾崎目睹了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自认为在信仰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尽管此时他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尾崎当年只有三十岁，他精力充沛，很有进取心。他关注中国，同情这里人民的疾苦，更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中国革命。所以，他与佐尔格一见如故。佐尔格后来说过：
“尾崎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们之间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交情，都是非常好的。他能获得最准确、完整、有价值的情报。他所提供给我的日方情报，占了我的情报来源的四分之一。尾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第4节 情报小组中的中国战士
从今天起，你们的关系就转到共产国际，此后在佐尔格同志领导下工作。
——周恩来
1931年的中国，形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国工农红军日益壮大，成立了中华苏维挨共和国。英、法、德等帝国主义者使用各种手段帮助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向蒋贷款，供应军火，派遣军事顾问，千方百计地要将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中国红军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为此，共产国际发出指示，要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
一天，佐尔格找到方文，对他说道：“中共中央很需要有关国民党进攻中国红军的材料。现在建立一个情报交换小组，由共产国际的上海情报站和中共中央特科两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我们这方面由你参加，中共中央方面派潘汉年同志参加。
方文听了非常高兴。他知道潘汉年曾是上海有名的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如今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肩负保卫党中央机关和搜集敌人情报的使命，是位出色的共产党员。
方文按佐尔格所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去见潘汉年。在一个外国人开的高级咖啡馆雅座里，他们见了面。潘汉年首先简单谈了一下中央特科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要求，然后，方文将一部分材料转交给潘汉年。
会面是短暂的，但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可以直接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了。
不久，中共中央特科将一名姓常的同志推荐给了佐尔格小组。老常（不知真实姓名）的父亲是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的勤务员，这对佐尔格小组很有用，往往在危险的时刻，总能利用这层关系化险为夷。
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几乎面临一场劫难。关键时刻，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钱壮飞向中央机关发出警报，中央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才得以安全转移。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佐尔格的寓所秘密会见了这位国际情报战士。
令佐尔格惊讶的是，这位面目英俊，浓眉大眼的中共领袖，竟能讲一口纯正的德语。
佐尔格饶有兴趣地问道：“周，你哪里学会的德语，是在柏林吗？”
周恩来微笑着答道：“是的，佐尔格同志。我1922年曾到过柏林求学，现在只是掌握一些简单的会话。你们有什么要求不妨直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的。”
佐尔格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周恩来，“我们的情报组织中缺少女同志，您能不能推荐一名能干的女同志到我这里来工作？”
周恩来思索了一会儿，“可以，一周以后我带她来见你。我相信她会出色地完成工作。”
两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分手时，佐尔格紧紧拥抱周恩来，“周，你是我见到的最具魅力的中共领导人，我祝你们的事业取得成功。
周恩来也用力握住他的手，“佐尔格同志，我欣赏你的为人和卓越的才华，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国际情报大师。”
两人在依依惜别中分了手。
一星期以后，周恩来乘坐一辆轿车再次来到佐尔格的寓所。紧随周恩来下车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青年。
一见面，周恩来便对佐尔格说：“我们接受你的要求，现在把我机关的工作人员张一萍同志调来，由你安排她今后的工作。”
佐尔格非常高兴，用俄语和生硬的汉语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张一萍同他一握手，马上想起自己早已见过他。当时张一萍正在中央“苏准会”工作，由于新生的女儿思齐正寄养在董秋斯同志（董秋斯夫妇也是佐尔格小组的成员）家中，她经常去看望思齐，在董家结识了史沫特莱。
有一回，史沫特莱约张一萍在董秋斯家里见面，在座的还有一位外国中年男子。史沫特莱和董秋斯都没有向她作具体介绍，那人只是友好并且关注地看着她，当她同史沫特莱谈话时，那人就在一边倾听着，眼睛也一直没有离开她，似乎对张一萍有特别的兴趣。
佐尔格见张一萍也认出了自己，会心地朝她笑了，并且格外亲切地紧握住她的手。周恩来这才向张一萍介绍道：“这位佐尔格同志，理查德·佐尔格，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负责人。从今天起，你的关系就转到了共产国际，此后在佐尔格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这是中央和共产国际共同商定的。”
周恩来又说：“这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极其机密。一萍同志，你已做过许多年地下工作，中央和佐尔格同志都认为，你能担负起这一新的任务，我们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与期望。”
临别时，周恩来又再三叮咛张一萍在这里好好工作，努力作出成绩，争取成为合格的国际共产主义者。
送走了周恩来，佐尔格回身对张一萍道：“我们早就认识了，你记得吗？”
张一萍道：“当然记得，在董秋斯同志家里，还有史沫特莱女士。”
佐尔格笑道：“对，我就是听了他们说了你的情况，对你进行了考察后，才向中共中央指名要你来的。”
张一萍真诚地说：“怪不得上回你那么注意观察我呢，原来早有预谋！”
“什么，早——有——玉魔，是妖怪吗？”佐尔格没有明白张一萍的意思。
张一萍禁不住笑了起来。
大概佐尔格知道自己理解错了，也陪着她一起笑起来。
总之，张一萍给佐尔格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而佐尔格稳重的气质，迷人的风度，也深深打动着张一萍。
一开始，佐尔格只是让张一萍收集和阅读国民党方面出版的各种报纸，将上面公开发表的消息报道，依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方面，分门别类摘录整理编成资料，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交给方文的翻译组译成外文和编成密码，再发回莫斯科总部。张一萍负责查阅和摘编上海、南京和北平等几个大城市的权威大报上的资料，还负责接收江、浙、赣、闽、粤等南方各省送来的同类情报资料。
劳累枯燥的工作，并没有使张一萍气馁。张一萍原名张文秋，是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夫人。他们的婚史仅仅只有四年，即从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在这四年中，张文秋遵照党的决定，先后与两位男同志（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林育南）扮为假夫妻，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毅然承受住刚刚失去革命伴侣的心灵苦痛，服从组织安排，加入到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中，与“佐尔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德籍华人吴照高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吴照高首先向张文秋交待了今后的工作内容及纪律。
张文秋一听，也和方文一样，有些不愿意。因为凡是来这里工作的中国同志，进来后要断绝与中共党组织和其他同志以及所有亲人的关系，除与自己现在的工作直接有关的人，不准与任何人单独来往和接触，除根据上级指示执行规定任务外，一律不准私自外出。吴照高每向她交待一句，就盯着她问：“听清了没有，能不能做到？”
张文秋虽然觉得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还是硬着头皮一一答应。
根据佐尔格的指示，她和吴照高以夫妻的身份租下了一座三层小楼。按吴照高的指示，张文秋将一楼布置成客厅、厨房和女佣住处，将二楼布置成主人房间和几间小办公室，三楼也布置了一处卧室，里面是全套的西式家具陈设，又专门装了一部电话，并特别规定，今后除吴照高和她以外，任何人不经允许都不准去三楼。
一切布置妥当以后，吴照高带来几位中国同志，让他们在二楼几个小房间里分别办公。张文秋看出，他们中有的专管摘抄资料，有的管翻译，有的管打字，有的管译电报，还有人专管警戒和交通。使她颇为纳闷的是，吴照高又领着一位外国妇女，径直上了三楼。上面那间西式卧室，显然是专为她准备的。但张文秋和其他中国同志一样，都坚持遵守规定，从不打听各自的身份来历，只是直接接受吴照高分配的工作。
张文秋逐步了解到，他们摘编的这些资料，虽然都是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但却充分反映了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统治的军政情况和社会动向。这些消息汇集到佐尔格那里，他就将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相互核对印证，然后用密码电报或缩微技术等方法，发送到莫斯